《茶馆》背后
一出精彩的戏剧，不一定在看它用怎样的方式呈现什么，而更需要在平心静气的赏析下体会到这出戏包容了多少真正的东西。
——电车注
最近几年，小剧场的发展有喜有忧，在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，更近距离地观察演员，但是，也有人指出小剧场演出的质量，也因为一次次的形式上的刻意锐意创新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小剧场的编导演员一直感到奇怪，甚至强烈地谴责，那些端坐在大剧场，正襟危坐在人艺二十排以后的人，他们是否就在看一出没被录制下来的电视剧？！只是让他们更愤懑的是，首都剧场上演的大戏仍然场场爆满，甚至一票难求。话说回来，无端比喻看人艺剧场不如回家卖碟，苛刻如此的导演，着实让人很遗憾其胸襟太小。
我不否定小剧场，我从来都喜欢实验戏剧。我时刻为一出手法新颖，或让人感动的先锋新戏激动不已。但是，我也在想，为什么走进大剧场的观众仍然摩肩接踵、络绎不绝。我想，不仅是一般大戏的明星阵容的吸引力那么简单，在一出戏剧完整地呈现在观众眼前，所经历的从剧本的构思、编写，演员的挑选，导演的编排、磨合，甚至是与外界的妥协、抗衡，本身就能容纳小剧场更难以包容的东西。
记得一次讨论，挑选从五四时期最具有北方语言特色的作家，我浮现的两个名字，第一个是老舍，其次是王朔。我告诉其他在座的知识分子，三十年代能够娴熟，不显技巧地使用土话、俗语描写市井人生活的，作家有不少，杰出的只有老舍一个。按照很多人的理解，老舍小说的整体成就确实高于他创作的话剧，老舍的悲悯、忧虑，甚至凄凉的达观也只有在他的小说中显得更加淋漓尽致。但是，十篇长文未必成就不了一位作家，我赞成更大多数人的意见，老舍单靠一部《茶馆》就能在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。
于翔君学问不怎么好，当年在北外也确实混文凭，荒废时光而已。但是，我向来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的同学，于翔君曾坦言，《茶馆》一剧经典的实在是第一幕，考察演员功力的也是于此，遂此君在我眼中形象高大不少。
当年《茶馆》的雏形，并非是围绕王利发开办裕泰茶馆，它最早叫《一家代表》，说的是一家人都成了代表的故事。只是当初，《一家代表》是“歌颂宪法”并且“表现一般”的戏，演出的时候又恰逢敏感的政治时期，因此，演来演去连演员也感觉此戏“不灵”的时候，老舍也很谦逊地感觉到有重新写戏的需要了。当时，曹禺就觉察到《一家代表》中的第一幕非常精彩生动，因此建议老舍以此为依据，扩展成表现社会变迁的新戏。老舍是旗人，做事向来谨慎细致，听了曹禺的建议，老舍感到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写，必然与热烈、激进的社会环境相脱节，因此他也习惯性地回应说：“那就配合不上了。”但是，曹禺的建议毕竟让老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“两结合”、“三突出”等的限制，因此也满心欢喜地接受了曹禺的建议。
并非仅是于翔君有眼光，从《茶馆》第一幕诞生起，焦菊隐就称其为“不朽的剧作”，说作者“短短十分钟的戏里，同时刻画了几十个付出纸面的人物”。但是，到后面的第二幕、第三幕，明显地让人感受到老舍在批判、讽刺时候的畏手畏脚、力不从心，闹事、起义的学生冲入茶馆这出戏反复地添删修改，最后的三位老师撒纸钱自我祭奠也让人怀疑有明显的影射内涵。
其实，《茶馆》中的王利发掌柜像极了老舍本人，终身善良而卑微、中庸而胆怯。新中国的成立初期，老舍也为新政权的诞生欢欣鼓舞，如很多作家歌颂“时间开始了”般感叹新时代的到来，但是一次次路线的调整、一次次政治斗争的纷乱，也让老舍对于自身的创作多了几份模棱两可。老舍艰难地表示过，“我们写悲剧、讽刺剧，不能像果戈理那样写，不能抹杀否定一切。可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，又不能赶上古典（作品）。”《茶馆》的几次调整，以及在六十年代初期，全国公演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、《千万不能忘记》的时候的上演受到质疑而被迫调整，无疑不是因为其剧本本身复杂的思想结构所致，老舍自己表示“我爱新社会，并非提倡写悲剧…不是为悲剧而悲剧，是为了教育。”
回观整部《茶馆》三幕情境，很难说出这戏到底是在批判、再现旧时代，还是在讽刺、期望新时代的到来。应该注意到的是，老舍是旧式文人，他认定了在混乱的旧时代，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也许就是茶馆中发生的那样迎来送往，互不相关的陌生冷漠的关系；但是不能忽略的是，老舍是相信“神爱世人”的基督教徒，他平面性的展现茶馆中所有人物的悲喜故事，看他们的喜怒挣扎，并非只是冷漠，而是投射出更多同情、悲悯的目光。书生从来不适合从政，文人也绝非轻易地调试自己的姿态亲近时局。因此，《茶馆》中王利发始终对纷繁的时局动荡，表现出暧昧、模糊的态度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在投射作者本人对政治的隔阂以及不适应。
老舍在《茶馆》中倾注了平生太多的感悟和激情，饰演过其中常四爷的郑榕回忆，老舍告诉他们，“《茶馆》要演出文化来，那时候人们把精力、聪明、才智搁在茶馆里，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东西。”老舍自己的设计，是从清末的蒙昧闭关，到民国混得更“精”的甘心做奴隶，到第三幕国民党更加猖狂的掠夺、剥削，几十年的历史时间跨度，就放在小小的茶馆中，老舍的设想是，“一个社会没有警察，贫瘠但也有一定的规矩，有时遇到一些事能“磕”上两三个钟头。”因此，老舍对这些演员的指导也事无巨细，包括：王掌柜的口要“老”点，松二爷的话要“润”，太监说话要漂亮，态度要温和，得雅…这些都来自于当年得益于老舍亲自指导的艺术家的回忆，蓝天野、郑榕、英若诚、黄宗洛等艺术家们与老舍探讨切磋，不断地改进也在完善、重造着这样经典的剧目。也就是由此，艺术家的代代更新，剧本内容的久经锤炼，才使得一出戏让人回味无穷，也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感受到作家情感的深邃、复杂，以及检验承前启后的表演家们在塑造经典形象时表演是否更加到位、扎实。
嘲笑去剧场看戏，简单地高呼小剧场万岁的，实在显得肤浅了，这甚至带着数典忘主的自负在那里津津乐道、自欺欺人。我不知道，如果关上了首都剧院，停了《雷雨》，罢了《茶馆》，是否你的剧目就会收入狂飙。只是，我不知道，戏谑地称不如买光盘回家看影视的言辞，是否也是说，小剧场看戏也仅只是一种规模稍小的当面的夸张式表演呢。
当年《茶馆》修改的时候，经常提到“红线问题”。有人建议修改如下：
…
演讲学生：王掌柜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，我们要唤醒民众。（高呼）誓死不做亡国奴！
结尾一幕：
学生甲：老人家，城门打开了！
学生乙：我们的队伍进城了！
（两人将“反饥饿”、“美军滚出去”标语贴在墙上，学生们的歌声雄壮。）
据说，当时老舍看到《茶馆》复排如此，并未多言。当年北京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听到了寡言的老舍淡淡地谈到了几句“红线问题”：“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，你们看着办吧。”
我想，我们对于所有的情况都是应该尽量熟悉起来，不管是传统剧目，或是蓬勃正兴的实验戏剧，以宽容不失严厉、平和不失正式的眼光看待，这样才更有助于话剧的健康发展，常识都是有的，有的时候只是我们再多点理性，也许就更好了。
注：史实内容来自陈徒手《人有病 天知否》中《老舍：花开花落有几回》。（怪大叔注）
注：史实内容来自陈徒手《人有病 天知否》中《老舍：花开花落有几回》。（怪大叔注）
